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描述2022年世界經濟的主要特點，可能最合適的是“全球通脹”。烏克蘭危機、疫情沖擊和大國博弈等世界秩序中的動蕩因素對全球通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各國經濟都被全球通脹所擾動，許多主要經濟體也都在探索如何治理通脹，而通脹和各國對通脹的應對又引發了新的世界經濟動蕩。到2022年底，一些主要經濟體的通脹水平仍處于高位。展望2023年，如果各國應對通脹不當，那么世界經濟可能陷入更大的動蕩之中。

全球通脹形勢不容樂觀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2022年世界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8.8%，與2021年4.7%的增長率相比，2022年的全球通脹率有了大幅度提升，達到21世紀以來的最高全球通脹水平。

2022年的通脹在全球具有普遍性。除了中國的物價相對穩定外，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各地區的通脹率均有明顯提升。美國全年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約為8.1%，為40年來最高水平。歐元區全年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約為8.3%，為1992年《歐洲聯盟條約》簽署以來的最高水平。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約為7.2%，即使是發達經濟體中物價最為穩定、一向處于通貨緊縮邊緣的日本，10月的消費物價指數也已經上升至3.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更為嚴重的通脹問題。其中，歐洲新興經濟體2022年全年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高達27.8%，非洲、拉美和中東地區的全年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均達到14%左右，亞洲新興經濟體物價相對穩定，但全年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也達到了4.1%，相比上年2.2%的增長率也有顯著提升。通脹水平在世界各地普遍大幅上行。

三大因素推高全球通脹

烏克蘭危機對這一輪全球通脹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俄羅斯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大國，俄羅斯和烏克蘭還是主要糧食出口國，因而烏克蘭危機造成了世界安全局勢和經濟形勢的動蕩，迅速推高了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形成一輪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這在歐洲表現得最為明顯。歐元區11月消費物價指數比上年同期增長10.1%，而扣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消費物價指數同比增長僅為5.0%，也就是說，歐元區物價上漲的大部分原因在于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實際上，幾乎所有產品和服務的供應過程中都要消耗能源和食品，因而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還會間接推動核心消費物價的上漲。歐元區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受到能源和食品價格上升的嚴重沖擊，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受此影響。一些能源出口國因為能源價格上升而出現收入提升，所引起的需求提高也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

疫情和大國博弈造成的調整是另一個推高全球通脹的因素。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在逐步恢復過程中，但是疫情提升了部分物資和供應鏈的安全屬性，大國博弈特別是中美博弈中，美國將供應鏈武器化使用，提升了供應鏈的政治屬性。供應鏈從注重效率到注重安全和政治的重新配置會提高供應成本，從而推動物價上漲。疫情沖擊還使得很多國家勞動力減少，導致勞動力市場供給緊張，工資出現較快上漲，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比如在美國，2022年勞動力短缺高達350萬人，其中因疫情引起未到退休年齡而提前退休、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高達200萬人，其余則是因為疫情期間死亡人數增加、移民減少。勞動力短缺導致美國工資水平不斷上升，2022年3季度，美國國內勞動者工薪指數同比增長率為5.1%，為本世紀以來的高位。

造成這一輪全球通脹的原因，還有需求拉動的因素。2021年以來世界各國逐步放開疫情防控政策，被疫情造成的需求萎縮逐步開始恢復，由于供給恢復速度比需求恢復速度慢，因而通貨膨脹漸起。這一輪全球通脹在2021年就已經發端，2021年世界平均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比2020年提高了1.5個百分點。2022年因疫情抑制的需求進一步恢復，對全球通脹起到了進一步的拉動作用。另外，疫情暴發以來各國推出的大規模財政貨幣擴張政策也造成了較大的需求拉動效應。需求拉動的通脹會有一個明顯的宏觀經濟特征，即在通脹率上升時會出現失業率下降，或者失業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這在發達經濟體中尤其明顯。美國2022年11月的失業率為3.7%，處于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低位，且比上年同期的失業率下降0.5個百分點；歐元區2022年10月的失業率為6.5%，處于歐元區成立以來的歷史低位，比上年同期失業率下降0.8個百分點；日本2022年10月的失業率為2.7%，雖然還沒有低至疫情前的失業率水平，但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處于非常低的水平，且較上年同期失業率也下降了0.1個百分點。雖然失業率下降有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因素，但處于充分就業狀態的形勢還是顯示出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強的有效需求。

世界經濟不穩定之源

通脹本身會帶來經濟社會的混亂。通脹最重要的危害是導致民眾特別是低收入民眾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嚴重時會引起民眾抗議甚至社會動亂。事實上，2022年歐洲、非洲、拉美以及東南亞均爆發過民眾上街抗議物價過高的事件，通脹還成為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最重要的議題。因此，應對不斷上漲的通脹水平成了高通脹經濟體2022年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遏制通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提高利率水平，2022年已經有幾十家中央銀行多次提高政策利率。從3月開始，美聯儲連續7次提高利率，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水平從0～0.25%的區間提高到了4.25%～4.50%的區間。英格蘭銀行同樣7次加息，歐洲中央銀行4次加息，一些通貨膨脹更為嚴重的新興經濟體加息次數和幅度更大。比如為應對高達90%的通貨膨脹率，阿根廷分9次將其基準利率從38%提高到75%這一令人驚訝的水平。而利率大幅上升又造成了新的世界經濟動蕩。

世界經濟增速大幅下降。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本身會對經濟增速產生下行壓力，加息抑制消費和投資需求會進一步導致經濟增速下行。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連續4次調低世界經濟增速預期，10月估計2022年世界GDP全年增長率為3.2%，相比2021年大幅下降2.8個百分點。除了少數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速仍有上升外，世界上絕大部分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都出現較大幅度的回落。美國GDP增速從2021年的5.7%下降到2022年的1.6%，歐元區從5.2%下降到3.1%，全部發達經濟體平均增速從5.2%下降到2.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增速從6.6%下降到3.7%。

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利率上升和經濟增速下行均會對金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利率本身是資產價格的集中體現。長期以來，全球金融市場繁榮和金融資產價格高漲是建立在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基礎上。2022年以來，全球負利率資產顯著縮小，負利率和零利率環境逐漸向高利率方向轉變，再加上經濟下行預期甚至衰退預期，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大幅度波動。12月中旬，美國納斯達克指數相比年初下跌了31.6%，標普500指數下跌了19.2%，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了9.4%。2022年美國股指的跌幅與2020年疫情造成的跌幅相當，而這是在美國已經完全放開疫情控制的情況下出現的。美國股市市值相比年初已經減少15萬億美元，即使在疫情嚴重且經歷了數次股市熔斷的2020年，當年美股市值還增加了接近10萬億美元。同一時間段內，歐元區斯托克50指數下跌11.5%，日經225指數下跌4.4%，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全球金融市場財富大幅度縮水。

國際貨幣匯率大調整。2022年國際貨幣之間匯率變動的最明顯特征是美元大漲，其他貨幣相對美元大幅貶值。12月中旬，美元指數相比年初上漲9.3%。這一方面是由于美聯儲連續多次加息提高美元資產收益率，吸引資本流向美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他國家通脹比美國更為嚴重，導致其他貨幣走弱，美元相對走強。歐元、英鎊、日元等幾大國際貨幣相對美元出現較大幅度貶值，其中歐元相對美元貶值6.9%，英鎊貶值10.3%，日元貶值18.8%。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出現嚴重貶值，如阿根廷比索相對美元貶值40.5%，土耳其里拉相對美元貶值30.3%。貨幣大幅度貶值會增加這些新興經濟體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容易形成惡性通脹，并且導致償還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債務的難度加大，容易出現外債危機。斯里蘭卡就出現了外債的償付危機。貨幣大幅度貶值和國內大通脹往往還會迫使這些國家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持貨幣穩定和物價穩定，但是這會嚴重損害經濟活力，使這些國家陷入經濟困境。

總而言之，2022年世界經濟中出現的全球通脹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不穩定的一個來源，各國應對全球通脹的措施已經造成了實體經濟增速下降、金融財富縮水、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貶值以及部分國家的外債危機。

展望2023年，對通脹的治理仍然是世界經濟面臨的最主要挑戰。如果通脹不能在短時期內大幅度下降，則相對高通脹的預期將提升降低通脹的難度，那就需要更為持久的高利率水平才能有效遏制通脹。世界經濟將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陷入更深的增速下降過程甚至衰退之中，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也將出現進一步的動蕩，世界經濟離一次新的經濟危機也許已經不太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