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已有近40家債券發行人因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交易所采取監管措施，涉及逾期披露、遺漏披露、錯誤披露、虛假披露等問題。

記者梳理發現，從拖延披露財報，到篡改募集資金使用數據、系統性財務造假，債券發行人違法違規手法日趨多元。針對債市信披亂象，監管部門依據違法違規頻次、情節輕重實施梯度處置：“柔性”警示與“剛性”處分并舉；落實“公司+個人”雙罰機制，追責鏈條穿透至發行人內部的“關鍵少數”；同時，連帶處罰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壓實“看門人”職責。

有市場人士表示，隨著監管力度持續加大，債券市場將告別過去的盲目擴張，轉向高質量發展。合規記錄良好、信息披露透明的企業有望享受更低的融資成本和更便捷的發行通道；而習慣于財務粉飾、漠視合規的企業將最終被擠出市場。這也是保障金融安全、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必然要求。

發行人信披失范擾亂債市秩序

據統計，今年以來，滬深兩市已有38家債券發行人因信披違法違規被采取監管措施，主要涉及定期報告披露逾期，未如實、準確披露資金使用情況，虛假記載、重大遺漏導致欺詐發行等。

定期報告逾期披露是一大“頑疾”，更有甚者陷入長期懈怠、屢查屢犯的惡性循環。例如，寧夏遠高作為公司債券發行人，應當在2025年8月31日前披露2025年中期報告，但其未在法定期限內披露。此外，發行人在此之前的最近12個月內曾因未按時披露定期報告被上交所采取自律監管措施。基于上述事實，2026年2月，上交所對寧夏遠高及相關責任人予以通報批評。

“部分發行人過去存在僥幸心理，認為‘遲到總比爆雷好’，對紀律處分的畏懼程度低于對真實財務狀況曝光的恐懼。”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李睿告訴記者，當發行人出現現金流緊張、主營業務下滑甚至信用違約風險時，公司管理層往往采取“拖延戰術”，試圖通過延遲披露財報來隱瞞真實的財務困境，避免引發債券抽貸、評級下調或價格暴跌等連鎖反應。

部分發行人雖在規定時限內如期披露了定期報告，但在信息編制環節“動手腳”，未做到如實、準確披露。比如，畢節市安方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存在在披露的2019年中期報告、2019年年度報告、2020年中期報告、2020年年度報告中，未如實、準確披露PR安方債募集資金實際使用情況等行為，2026年4月，公司及相關責任人被上交所予以公開譴責。

“信用債投資高度依賴對發行人未來償債能力的專業判斷，發行人掌握全部內部信息，而投資者只能被動依賴披露內容進行決策。”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馬宏偉對記者說，這種天然的信息不對稱，為部分發行人通過選擇性披露、模糊表述來掩蓋風險、粉飾財務提供了操作空間。

還有發行人因虛假記載、重大遺漏構成欺詐發行，最終自食其果。以億利潔能(已退市)為例：經查，因財務造假，億利潔能2016至2022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因未按規定披露關聯擔保事項，公司2017至2022年年度報告存在重大遺漏；因未按規定披露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非經營性占用資金，公司2016至2023年年度報告存在重大遺漏。

在發債過程中，億利潔能發布的公告等文件引用了存在虛假記載和重大遺漏的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年度報告相關數據和內容，構成編造重大虛假內容和隱瞞重要事實，被監管部門認定為欺詐發行公司債券。為此，除公開譴責外，上交所決定5年內不接受公司提交的發行上市申請文件，并對部分相關責任人公開認定終身/10年/5年不適合擔任證券發行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李睿表示，無論是為了滿足債券發行的硬性財務指標(如凈資產、盈利能力等)，還是為了在存續期內維持較高的信用評級以降低融資成本，發行人都有動機去粉飾報表。“虛假記載、重大遺漏正是他們挪用募集資金、掩蓋關聯交易、虛增利潤最直接的手段。”李睿說。

緊盯關鍵主體強化全鏈條監管

今年以來，交易所打破了發債主體身份壁壘，對國企、民企、城投平臺等各類發債主體一視同仁，實行無差別監管，“執紀必嚴，違紀必究”成為市場常態。

在問責力度上，交易所結合發行人違法違規情節輕重、累犯頻次、整改配合態度等多重維度，搭建起梯度適配的懲戒機制：針對可控合規瑕疵，主要通過書面警示等“柔性”方式督促企業及相關責任人限期整改；對于情節較為嚴重的主體，予以通報批評、公開譴責等紀律處分；情節更為嚴重的，將在一定期限內不接受其提交的發行上市申請文件，并公開認定相關責任人一定年限內不適合擔任證券發行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在問責機制上，交易所全面落地“公司+個人”雙罰制，既對違法違規發行人實施自律懲戒，也緊盯公司內部“關鍵少數”，壓實履職責任。例如福建陽光，由于未在法定期限內披露2025年中報，且最近12個月內曾因未按時披露定期報告被采取自律監管措施，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暨時任董事長、信息披露事務負責人吳潔，時任財務負責人劉冬平均被予以公開譴責。

李睿認為，處罰直達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等個人，過去“公司交罰款，個人拍屁股走人”的怪圈被打破，這將迫使企業的“關鍵少數”在簽署信息披露文件時產生真正的敬畏之心。

在此期間，中介機構“配合”違法違規也無法逃過監管部門“法眼”。比如，作為時任東旭集團年審會計師事務所，中興財光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為東旭集團出具的審計報告存在虛假記載、在為東旭集團提供審計服務中未勤勉盡責，最終該所及4名相關注冊會計師均被予以公開譴責；同時，交易所12個月內不接受該所提交的證券業務和證券服務業務相關文件、36個月內不接受其中2名注冊會計師簽字的證券業務和證券服務業務相關文件。

“中介機構的市場功能在于以專業核查為投資者提供信息增信。連帶受罰表明，監管部門對‘看門人’失職零容忍，中介機構不能以‘發行人提供虛假材料’為由完全免責，必須對其出具的專業意見承擔獨立法律責任。”馬宏偉說。

有業內人士表示，“人企同查”、“一案雙查”逐步常態化，標志著債券市場監管正從“只罰公司”的單一邏輯，往全鏈條、穿透式的方向深化。這一趨勢并非短期“運動式”執法，而是監管生態的系統性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