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規定需按期披露的銀行年度報告，在不少中小銀行官網長期處于“留白”狀態。2026年銀行年報披露季結束已近兩月，廊坊銀行、山西銀行、營口銀行等多家地方銀行仍未按期披露2025年年報及2026年一季報，部分機構未發布正式延期公告，公開披露渠道設卡受限。聯合資信等評級機構已就廊坊銀行年報延期事項發布關注公告，并提示可能對主體信用及債項信用水平造成不利影響。當改革化險成為拖延年度報告發布的擋箭牌，當系統升級變成阻撓公眾查閱信息的技術圍墻，銀行信息披露的法定底線正在被一點點侵蝕。

不按監管要求披露

打開營口銀行網站投資者關系欄目，最新一期報告停留在2020年半年報。此外，該行各年度第三支柱信息、關聯交易等法定披露事項同樣缺失。這家成立于1997年的城商行，總資產一度超過1700億元。營口銀行并非孤例——葫蘆島銀行、阜新銀行、丹東銀行、朝陽銀行、撫順銀行等多家遼寧城商行，最新一期年報同樣定格在2020年或2019年，甚至更早。

在河北，年報查閱遭遇的是另一重障礙。記者實測發現，廊坊銀行年報查閱需填寫姓名、職業、手機號等個人信息完成認證，之后頁面便陷入“加載中”狀態，一份87M的文件數小時無法完成下載。衡水銀行的年報PDF文件直接設置打開密碼，無密碼無法瀏覽。保定銀行則提示“網站個別板塊存在技術故障，正在維護”。

“從行業實踐看，無論是銀行同業還是上市公司，公開年報下載，很少見到有收集個人信息和驗證的雙重做法。正常防護中，使用驗證碼防范惡意爬蟲可以理解，但是強制收集個人及機構信息，已經變相阻礙公眾、投資者正常查閱獲取。”資深金融監管政策專家周毅欽表示。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張琦也指出，銀行以風控為由增設年報查閱前置審批與解鎖限制，已涉嫌違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辦法》中“確保公眾能方便地查閱”的強制性要求，同時也涉嫌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關于“最小必要”原則的規定。

如果說河北部分銀行是對查閱通道“設卡攔路”，那么山西銀行的做法則更像是在信息披露上“打了折扣”——形式上披露了，實則關鍵內容被擋在門外。該行2025年年報僅披露三行極簡財務數據，審計報告被拆分為兩個獨立鏈接，前者僅為審計意見書，后者則顯示“無法打開此文件”。記者更換不同設備和瀏覽器嘗試，始終無法訪問。而中國貨幣網等信披平臺雖顯示山西銀行發布了延遲披露公告，但對于為何延期、延期至何時，均未作任何說明。

根據原銀監會2007年實施的《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辦法》，商業銀行應將年度報告于每個會計年度終了后的四個月內披露，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時披露的，應至少提前十五日向監管部門申請延遲。對于發行了金融債的銀行，《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金融債券信息披露操作細則》亦明確，發行人無法按時披露的，應向投資者披露延期公告。顯然，上述多家銀行的做法已與監管要求存在明顯差距。

催生連鎖風險

持續多年的年報空白，已從信用評級、債券投資、同業融資等多個維度催生連鎖市場風險。

2025年以來，聯合資信等機構陸續發布公告，宣布延遲出具對營口銀行、葫蘆島銀行、阜新銀行、丹東銀行、朝陽銀行、撫順銀行的評級報告。以營口銀行為例，聯合資信明確表示，“在評級所需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無法對營口銀行主體及相關債項的信用狀況作出準確判斷”。廊坊銀行則遭遇了更為罕見的公開“催更”——2026年5月，聯合資信發布關注公告，直指該行未按期披露年報及一季報，且“已與廊坊銀行取得聯系并問詢相關情況，目前尚未收到書面回函”。這是評級機構對一家資產超3000億元銀行發出的警示，折射出信息不透明已開始擾動市場定價。

招聯首席經濟學家董希淼指出，“非上市商業銀行逾期不披露年報，或將引發連鎖沖擊”。評級機構因數據缺失將延遲或終止信用評級，導致銀行無法在公開市場發行金融債、同業存單等，融資渠道受限。

對投資者而言，信息黑洞意味著決策盲區。Wind數據顯示，營口銀行存續一只2019年發行的1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上次評級時間停留在2020年，已多年未獲更新。一位機構投資者坦言：“機構長期不披露定期報告，我們無法判斷相關債券的信用風險是否在惡化。信息披露越不充分的銀行，債券發行利率往往越高。”

更重要的是，信息披露失序嚴重損耗市場信任。當一家銀行連續五六年不披露年報，當查閱年報需要提交個人隱私信息卻仍然無法獲取，債券投資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被架空。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薛洪言表示，應將推動中小銀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化、規范化放在重要位置，“若缺乏基于信息披露的內外部監督，再完善的制度都可能因不被執行而失去意義”。從中小銀行面臨的整體治理短板來看，薛洪言認為，這些機構面臨的挑戰并非單一環節疏漏，而是貫穿信貸管理、數據治理與公司治理的多重結構性挑戰。年報披露失序，正是公司治理短板在信息披露維度的集中映射。

法定底線不容侵蝕

近年來，遼寧多家城商行年報集體缺席，給出的理由是改革化險。2021年，遼寧啟動城商行改革，提出合并省內12家城商行組建省級城商行。根據聯合資信等評級機構發布的跟蹤評級公告，營口銀行被描述為“仍處于鞏固深化改革成果過程中”，撫順銀行等處于“改革化險期”，按照統一部署審慎對外披露信息。

因推進改革導致年報延遲披露的還有寧夏黃河農商行。記者在本月初注意到該行2025年年報未披露，最新財報停留在2025年上半年。該行工作人員證實年報延遲系寧夏全區農商行統一法人改革所致，并表示“年報近期會披露，內容正在復核”。目前，該行2025年年報已披露。

那么，推進改革是否就意味著信息披露可以長期停擺？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改革期間對敏感信息審慎處理可以理解，但連續多年完全不披露任何法定信息，已超出合理范圍。改革化險的本意是化解風險，而非遮蔽風險。恰恰相反，改革進程中的信息披露更應透明——讓市場和監管準確掌握改革成效與風險底數，本就是改革題中應有之義。

從業績基本面看，部分銀行年報“上鎖”或“留白”的背后，經營壓力不容忽視。廊坊銀行2024年年報顯示，營業收入36.13億元，同比下降20.82%；歸母凈利潤2.43億元，同比驟降57.24%；不良貸款率2.44%，高于同期全國城商行平均水平；撥備覆蓋率104.29%，已跌破監管紅線。2022年至2024年，該行歸母凈利潤由8.03億元降至2.43億元，三年累計降幅超過70%。山西銀行2024年凈利潤從8.32億元暴跌至0.52億元，降幅達93.74%；不良貸款率升至2.50%。

當公開披露變成內部審批，當個人信息成為查閱憑證，市場信任的裂痕便已悄然出現。年報“上鎖”，鎖住的不僅是幾份PDF文件，更是銀行與市場之間最基本的信任紐帶。對于正處于改革化險關鍵期的中小銀行而言，遮遮掩掩無助于化解風險。信息披露的法定底線不容侵蝕，監管的牙齒需要真正咬合。